明末顧炎武之《日知錄》，索引歷代舊事，褒貶本朝政治，一個”上下求索” 、“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古代儒士形象躍然紙上。《日知錄》一書，涉及政治與民生的方方面面，其中許多思想，在今日看來，仍有振聾發(fā)聵之效。茲記下其中關(guān)于廉政的思想兩則，聊作閑讀。
        一．除貪。對于貪贓枉法的官吏，顧炎武認為決不可寬宥，他將漢、唐、宋三朝對貪官的嚴刑與明朝永歷之后對貪官的寬宥做了對比之后，提出了“法不力，誅不必，而欲為吏者之毋貪，不可得也”的觀點。他引用五代時期后唐明宗的例子，認為明宗能夠在“惜人”與“除貪”之間權(quán)衡利弊，對待貪官抱持“食我厚祿，盜我倉儲，蘇秦復(fù)生，說我不得”的態(tài)度，是他統(tǒng)治時期成為五代亂世中的小康之世的原因所在。
        而對于劃分庸吏之貪與才吏之貪，應(yīng)寬宥才吏的觀點，顧炎武引用了唐朝牛僧孺的言論：“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安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大意即庸官的危害頂多是拿錢拍馬屁，不像有才能的官吏，一旦貪腐，對政權(quán)穩(wěn)定危害極大，所以法是用來束縛有才能的官吏。顧炎武認為，明朝貪贓枉法的大多是才能之士，假如對他們依法治理，除貪務(wù)盡，他們未必就不能成為治世的能臣。顧炎武又引用范文正的言論“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總之，對待貪官的仁慈，就是對待百姓的殘忍。
        二．俸祿。雖則顧炎武認為除貪務(wù)盡，但是官員低微的俸祿，他認為是明代吏治腐敗的一大誘因。明代開國之君朱元璋起于微末，做過和尚要過飯，對吏治的腐敗和百姓的疾苦是有深刻感觸的，朱元璋在位，對官員極嚴苛，官員俸祿視前朝也要低得多，也為整個明朝低微的俸祿奠定了基調(diào)。但是矯枉過正，名器在手的官員衣食不足，廉恥也就拋諸腦后了。
        在《日知錄》中，顧炎武詳細列舉了西周初年、兩漢、西晉、唐朝統(tǒng)治者厚祿養(yǎng)廉的思想。當(dāng)然，俸祿高有其界限，大抵是達到“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的水平。明朝的俸祿，不過唐人的十分之二、三，顧炎武不禁寫到“彼無以自贍，焉得而不取諸民乎？”
        此外，顧炎武寫道：“漢書言王莽時，天下吏以不得俸祿，各因官職為奸，受取賄賂，以自共給。五代史言北漢國小民貧，宰相月俸止百緡，節(jié)度使止三十緡，自余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從正反兩方面論述了俸祿與官員廉潔的關(guān)系。
        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作為一個有著獨立思考精神的大學(xué)者，生于亂世的顧炎武對于廉政與政權(quán)穩(wěn)定、俸祿與官員廉潔有著客觀清醒的認識，他的思想，仍值得今人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