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廉政制度的演變階段
    傳統廉政制度生成演進的軌跡，與中國社會歷史整體發(fā)展的宏觀線索是重合相契的。不同的歷史時期，傳統廉政制度經歷了不同的發(fā)展階段。
    自夏商周三代至春秋戰(zhàn)國的所謂先秦時代，是中國傳統廉政制度的萌芽階段。夏商周三代，在實行以血緣關系為紐帶逐級分封的世襲貴族政治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古代國家政權在加強自身建設（包括特定意義上的廉政建設）方面進行了最初的探索，初步形成了所謂“禮法并用”的政治規(guī)范。春秋戰(zhàn)國時期，出于富國強兵、爭霸兼并的需要，各國之間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的競爭加劇，社會制度開始發(fā)生重大變革。各國統治者逐漸認識到強化政權自我約束的重要性，從理論上和實踐上積極探討更有成效的治國理政之道。在諸子百家的爭鳴過程中，廉政觀念脫穎而出，并取得了豐富的思想成果。在諸侯列國爭雄圖治的施政努力中，廉政舉措相繼出籠，并形成了中國古代國家政權調整改善統治政策的早期模式。特別是在戰(zhàn)國時期變法改制的政治實踐中，適應時代的新變化和新要求，出現了一些與廉政建設有關的制度性成果。中國傳統廉政制度從此萌芽。
    秦漢時期是中國傳統廉政制度正式生成的階段。秦漢王朝的建立，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大一統遼闊疆域內，確立了封建王朝中央集權的有效統治，從而結束了此前虛有天下共主或諸侯割據分治的局面，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秦漢王朝所創(chuàng)立的各項政治制度，在許多方面具有開創(chuàng)性意義。為了適應國家政體、治理方式、統治疆域和時代課題等方面發(fā)展的重大變化，秦漢王朝的統治者力圖強化國家政權對自身政治行為的約束控制，強化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強化專制君主對官僚集團的控制，并為此而進行了建章立制的努力。中國傳統廉政制度由此正式登上了歷史舞臺。就當時廉政制度的存在形態(tài)而言，主要是制定了一整套制度化的廉政規(guī)定，這些規(guī)定分別體現在職官設置制度、官吏選用制度、官吏管理制度以及其他相關法律制度之中。就當時廉政制度的規(guī)范內容而言，主要包括關于官吏奉職守法、政績效能、恤政惠民、禁抑奢侈、懲治貪贓、限制特權等方面的要求和規(guī)定。就當時廉政制度的推行機制而言，主要是實行了監(jiān)察權與行政權的分離，設置了系統的監(jiān)察機構，強化了監(jiān)察的權威與效能。秦漢時期所正式形成的廉政制度，體現了中國傳統廉政制度的基本形態(tài)和主要特征，對后世歷代王朝的廉政建設產生了深刻而長遠的影響。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傳統廉政制度繼續(xù)發(fā)展的階段。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經由再次大分裂、大動蕩之后，重新走向大融合、大統一的時期。這一時期，由于種種歷史因素的作用，中國傳統廉政制度在秦漢時期已經奠定的基礎上繼續(xù)有所發(fā)展。例如：戰(zhàn)亂年代出于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需要，統治者不得不刷新政治以爭取民眾支持；在民族融合過程中，少數民族政權的統治者受先進政治文明的影響，加快了政治制度改革的步伐；為抑制門閥士族勢力過度膨脹，相對合理進步的新的選官制度開始運作；有關官吏考課制度較秦漢時期發(fā)展更為完善，增置了專司考課的職能部門，細化了考課標準，嚴化了考課程序，強化了考課效力；監(jiān)察機構及其職能繼續(xù)擴大增強，監(jiān)察立法更為系統完備，有關言察君主得失的制度也有新的發(fā)展。
    隋唐時期是中國傳統廉政制度走向成熟的階段。隋唐王朝的建立，再次結束了長期割據戰(zhàn)亂的局面，重新恢復并不斷鞏固強化了封建中央集權的統治秩序。歷史場景和時代條件開始發(fā)生了以下重大變化：中國封建社會的發(fā)展進入鼎盛時期，所謂“開皇之治”、“貞觀之治”、“開元之治”相繼出現；“安史之亂”和隋末、唐末兩次農民大起義接踵而至，社會動蕩的危害加劇，農民大眾的力量進一步顯現；門閥士族勢力逐漸衰弱，寒門庶族迅速崛起，官僚隊伍成分更新；最高統治集團成員的政治經驗更為豐富，國家政權自我控制約束、自我調整適應的能力不斷增強。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傳統廉政制度的發(fā)展開始走向成熟。其主要表現：一是廉政努力更為自覺。以唐初最高統治集團成員為代表，認真吸納了先朝政權盛衰興亡的歷史教益，深入探討了如何治國理政和實現長治久安的一般規(guī)律，國家政權強化自我約束的自覺性進一步增強。二是廉政規(guī)范更為完備。除了原有的各項相關制度繼續(xù)發(fā)展得更加嚴密完善之外，以勤政自律為宗旨的君臣朝參制度開始運作并在廉政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以擴大封建統治社會基礎、增強國家政治效能為出發(fā)點的科舉制度得以創(chuàng)立并產生了持久的歷史影響。三是廉政效果更為明顯。隋唐時期，盛世的出現、皇權的加強、政局的穩(wěn)定、官德的改進、效能的提高，均與當時廉政建設的加強有著密切的關系。反之，亂世的發(fā)生、政局的混亂、吏治的敗壞，也都同當時廉政制度的廢弛不行不無關系。
    宋元時期是中國傳統廉政制度發(fā)生變動的階段。宋元時期，中國封建社會的發(fā)展出現轉折。經濟上，農業(yè)生產水平（特別是江南地區(qū)）迅速提高，手工業(yè)特別是城市商業(yè)有了空前的發(fā)展。政治上，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相互交錯，社會持續(xù)動蕩不安。此種社會歷史條件，決定了宋元廉政制度具有自身的一些特點。主要如：通過實施有關規(guī)定，促使科舉制度發(fā)展得更為完善，擴大統治基礎的效果也更為明顯，但同時存在著政權機構空前龐大、官吏隊伍急劇膨脹的問題；通過實行有關制度，強化了統治機構之間的權力分割與職能牽制，但同時造成了官制紊亂、政務掣肘、運行不暢、效能不彰的弊端；通過調整規(guī)范內容，加強了廉政制度在理財方面的制約作用，但同時統治者依然極盡奢華侈靡之能事，加之龐大的官俸軍費支出，致使賦稅之重超越歷代；責官重于政務而輕于民事，廉政意義為之減弱。
    明清時期是中國傳統廉政制度衰落蛻變的階段。明清時期，中國封建社會走過鼎盛階段，逐漸開始衰落。一方面，以農業(yè)為主的經濟發(fā)展水平和以專制皇權為核心的封建政治制度同時達到了自身發(fā)展的頂峰；另一方面，社會發(fā)展的整體趨向脫離了世界范圍的時代潮流，封建統治更趨專制保守。這一時期，中國傳統廉政制度的發(fā)展同樣具有如上的時代特征。一方面，由于專制皇權的高度發(fā)展，以馭臣治吏為基本內容的傳統廉政制度在形式上內容上發(fā)展得比前更為完備成熟；另一方面，隨著封建統治的腐朽沒落，各項廉政制度曾經發(fā)揮的積極作用已大大退減，其本身所固有的局限與弊端則表現得比之前更為明顯。封建統治的腐朽，減損了廉政制度的積極作用；廉政制度失去了實際的效力，反過來又加劇了封建統治的腐朽程度。中國傳統的廉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封建時代的政治，但卻不可能挽救封建制度必然滅亡的歷史命運。當封建帝制在中國延續(xù)了兩千多年的統治徹底結束之后，中國傳統廉政制度的使命并未終結，而且開始了自身的轉型之路。
    傳統廉政建設的基本內涵
    中國歷代王朝實施廉政建設的具體情形多有不同，但就廉政建設的方式和內容而言，則大致相同。重視思想建設、落實政策建設、強化制度建設、加強機構建設，即構成了中國傳統廉政建設的基本方式和主要內容。
    在貫徹廉政制度、加強廉政建設的過程中，中國歷代國家政權無不重視開展相應的思想建設。
    一是強調治國理念，探究興亡之道。強調治國理念，即明確提出符合國家政權最大利益且能被廣泛接受的政治目標，以此作為統治集團成員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將其作為規(guī)范裁量一切具體政治行為的最高標準。例如先秦時代就先后提出了“以民為本”、施行“仁政”、講求“君德”、任賢使能、“以法治吏”等一系列有關治國理政的基本理念。探究興亡之道，即具體考察既往社會政治的實際運程，總結探尋王朝政權盛衰興亡的一般規(guī)律，由此敦促當政者從中吸取教益和儆戒。例如唐初最高統治集團即從“君道”、“政體”、“任賢”、“求諫”、“擇官”、“誠信”、“公平”、“儉約”、“慎所好”、“慎言語”、“杜讒邪”、“辨興亡”、“務農”、“貢賦”、“刑法”、“慎終”等方面深入探討總結了興亡之道和為政之要。
    二是針對政治活動特點，提出從政道德規(guī)范。中國傳統廉政建設，十分重視針對從政者的特點，提出具體的政治行為規(guī)范和政治道德規(guī)范。早在先秦時代，有關“仁”、“賢”、“忠”、“正”、“儉”、“勤”等觀念已經有了較充實的發(fā)展。特別是“廉”的觀念，自先秦時代開始提出，經過其后歷代的不斷豐富發(fā)展，其規(guī)范內容更加集中指向政治行為，其規(guī)范對象更加明確指向從政官吏，“廉”與“政”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廉政”觀念的發(fā)展更為成熟。
    三是從政道德規(guī)范有形化，從政道德標準顯形化。在傳統廉政思想建設中，中國古代國家政權通過制定、頒布、宣傳、倡揚所謂《為吏之道》、《官箴》之類的文件，使從政道德規(guī)范有了有形的載體；通過表彰、宣揚清官廉吏中的典型人物，使從政道德標準有了顯形的表率。廉政思想建設的成效由此而增強。
    在廉政政策建設方面，中國古代國家政權逐漸形成了一套形式和內容都相對穩(wěn)定的政策模式。這些政策主要包括：關于限制奢侈，控制大型土木工程，削減消費性支出的“節(jié)用”政策；關于“約法省禁”、寬省刑法、防止濫刑酷法的“慎刑”政策；關于賑濟災荒、救助災民、關注老弱孤獨廢疾者的“救濟”政策；關于“并官省職”、“并省官員”、裁汰冗官冗職的“精簡”政策；關于“官吏貪濁有枉法受財者必無赦免”、“貪官之罪斷不可寬”的“懲貪”政策；關于褒揚獎勵清官廉吏的“倡廉”政策；等等。傳統廉政政策建設取得的成果，實際上就是把廉政思想建設提出的一些積極的廉政主張轉化為實際可操作的具體治政舉措。
    傳統廉政建設在制度建設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體現為在相關的各項具體制度中分別提出了有關廉政若干規(guī)定。例如：在職官設置制度中，有關建立相互制約的權力結構的規(guī)定；在官吏選拔制度中，有關堅持選拔標準和程序要求，防范在察舉科舉等選官過程中營私舞弊，及任人不當應負連帶責任的規(guī)定；在官吏任用制度中，有關實行回避、試守、連坐及其他限制措施，防范官吏結黨瀆職的規(guī)定；在官吏管理制度中，有關嚴格考課、厲行獎懲、加強監(jiān)察、增俸養(yǎng)廉等各項規(guī)定；在相關法律制度中，有關懲治貪贓官吏、防止官吏執(zhí)法不公的各項規(guī)定；等等。傳統廉政制度建設取得的成果，使得有關廉政的思想主張有了制度化的外殼，增加了廉政規(guī)范的強制性。同時也為廉政政策舉措的貫徹落實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廉政機構的建設，在中國傳統廉政建設中的作用極為重要。自秦漢王朝始，中央政權內部設置了相對獨立于行政機構的監(jiān)察機構。秦置御史府，東漢改稱御史臺，唐代一度更名肅政臺，明清改為都察院。中央監(jiān)察機構名稱雖數經改易，但其職權及性質始終相沿未變。為了加強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和監(jiān)察，戰(zhàn)國時期已有相應的機構設置，秦代開始正式實行御史監(jiān)郡制度。其后，歷代王朝均設置了同類機構。漢代實行刺史制度，刺史巡行所部郡縣，對地方行政長官進行監(jiān)督，并按照規(guī)定的范圍考課監(jiān)察吏治。唐代之后，此類職官機構雖有按察使、采訪使、肅政廉訪使、巡按等諸多名稱，但基本職掌與性質是一致的。傳統廉政機構建設取得的成果，強化了監(jiān)察權與行政權的相互制約，加強了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同時也為廉政政策舉措的實施、廉政制度規(guī)定的貫徹、廉政建設效果的督察，提供了組織保障、落實了責任機構。
    傳統廉政建設取得的積極成果
    考察歷史現象，研究歷史問題，基本的前提是不能脫離具體的歷史條件。探討中國傳統廉政建設的得失利弊，同樣應當將其納入當時社會歷史發(fā)展的整體趨勢之中加以考察。關于傳統廉政建設在中國歷史發(fā)展進程中所發(fā)揮的積極作用，大致而言，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總結認識：
    第一，廉政建設促進了中國傳統物質文明的發(fā)展。
    中國傳統廉政建設，正是通過調整改善統治政策，將統治集團的政治行為約束在“秩序”的范圍之內，從而維系或優(yōu)化了有利于經濟發(fā)展的社會條件，導致了某些歷史時段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社會的繁榮發(fā)展。中國歷史上的所謂“太平盛世”，如漢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等等，它們的出現都是同當時的國家政權在廉政建設方面的努力分不開的。中國傳統廉政建設實際上就是從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方面進行適度調整，在一定意義上為解放生產力、發(fā)展生產力創(chuàng)造了相對有利的社會條件，從而促進了中國傳統特質文明的不斷發(fā)展。
    第二，廉政建設推動了中國傳統政治文明的發(fā)展。
    廉政制度，無疑是中國傳統政治文明發(fā)展的一項積極成果。貫徹廉政制度、實行廉政建設，反過來又推動了中國傳統政治文明多方面的發(fā)展。傳統廉政建設不僅從具體制度形態(tài)方面，而且從國家政權的運行機制方面，推動了政治文明的發(fā)展。廉政建設與政治文明的關系主要涉及以下幾種機制：
    一是國家政權的約束機制，即如何強化國家政權自我約束的機制，在廉政建設的實踐中趨于明晰。
    二是國家政權的控制機制，即如何實現中央對地方的有效治理、如何保障君主對官吏的有效控制的機制，逐漸發(fā)展得更為完備。
    三是國家政權的制衡機制，即如何實現權力的合理分布和相互制約的機制，在與廉政有關的職官衙署的增置擴權中得到了體現。
    四是國家政權的調節(jié)機制，即適時適度調適應變的機制，因在屢屢進行的政策調整中積累了經驗，形成了模式，而更顯成熟。
    五是國家政權的改革機制，在此方面廉政建設的積極作用更為明顯。在中國歷史的發(fā)展進程中，政治改革與廉政建設往往同步交織在一起。加強廉政建設，必然就會提出深化政治改革的要求；推進政治改革，則往往就是把已經提出的相關廉政主張付諸政治實踐。中國傳統廉政建設，推動了中國古代國家政權改革機制的形成與發(fā)展。
    六是國家政權的創(chuàng)新機制，對此廉政建設同樣功不可沒。中國傳統廉政建設的過程，本就是不斷思想創(chuàng)新、政策創(chuàng)新、制度創(chuàng)新、機構創(chuàng)新的過程。廉政建設所導致的具體創(chuàng)新成果，或許本身就有重要的價值（例如作為官吏選拔制度創(chuàng)新成果的科舉制度，即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具有合理性和積極的意義）。但更重要的意義則在于：是中國古代國家政權除弊革新、“改革舊弊、興復制度”的創(chuàng)新機制，由此而得以激發(fā)。
    第三，廉政建設深化了中國傳統精神文明的發(fā)展。
    廉政建設（特別是廉政思想建設）的成果，促進了中國傳統精神文明的深入發(fā)展。主要表現為：一是不斷豐富了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具有進步意義的內容。例如，“以民為本”、“居安思危”、“廉為政本”、“官為民役”等思想，不僅在當時堪稱先進，而且至今仍不失其進步意義。二是不斷深化了中國傳統政治道德的規(guī)范內容。早在先秦時代，即已形成了正直無私、舍身求義、忠言直諫、奉法循理、公正執(zhí)法、清廉節(jié)儉、勤政盡職、關注民生等有關從政道德的具體規(guī)范，從而促成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批清官廉吏的出現，不僅改善了當時的道德環(huán)境，也為后世官吏樹立了從政道德的榜樣。三是不斷充實了中華傳統道德人文精神中的積極內涵，從而在更為廣闊的社會意義和更為深遠的歷史意義上推進了傳統精神文明建設。